iRecorder's Blog

作者：洪蘭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【原文刊登於2009/12/26 02:23 am 聯合報】   有學生寫信問我：既然他將來是走專業的路，為什麼還需要專業以外的知識？這原因是：「在辦公室所做的事決定我們的收入和地位，在家裡所做的事決定我們是何等人」。   如果一個人的工作正好就是他的嗜好（hobby），那麼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，還有人付錢給你做，這是最幸福的人生。但是一般人常常是不得不做他必須要做的事。 在做完應做的事之後，如果有個嗜好可以來紓解壓力、安撫心情的話，人生會快樂很多。 這個嗜好可以是閱讀、音樂、戲劇任何可以寄託心靈的東西，研究已發現，生活有寄託的人在碰到挫折時，比別人更容易東山再起。同時，我們在專業之外所關心的事決定我們是何種人。   在青少年人生方向尚未定型之時，讀偉人傳記是一個非常好的指引。 我為什麼會問學生史懷哲是哪國人，不是要看他能不能背出來，而是他如果仔細讀 ，就會發現史懷哲的國籍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，也是他一生生長的重要問題，因為他成長的時候正是歐洲列強瓜分弱小民族的時候。讀他傳記，不但了解為什麼他會流芳百世，同時也了解了歐洲當時的情勢， 國際化不是會講英文而已，它是了解各個國家的民族文化背景，使自己在不同的場合中做出合宜的舉止與反應。   史懷哲出生在法、德和瑞士交界的亞爾薩斯（Alsace），現在它是法國的一省，但是在一八七五年史懷哲出生時是屬於德國（它曾在一八七一至一九一七及一九四○到四二時屬於德國，我們小學時好像都讀過《最後的一課》這篇文章）。戰爭殘酷、難民顛沛流離的辛苦，使他有悲天憫人的胸襟，他看到列強對殖民地人民的待遇，使他發願去非洲為黑人服務，他看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，不因膚色、出生地而有優劣之分。一九五二年他得到諾貝爾獎時，德法曾經為了他是哪一國人發生爭議，最後法國贏了，因為史懷哲不認同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，不願作德國人。   他有濃厚的音樂素養，是著名的巴哈樂曲演奏家，他去非洲時，巴黎的巴哈學會還捐了架鋼琴到非洲，讓他在工作之餘可以彈琴自娛。音樂對他非常重要，每天不論多忙都要彈一下，就像愛因斯坦每天都要拉一下小提琴一樣， 音樂紓解壓力，...

作者：南方朔 一九八○年代，台灣搞政治的最盛行的口頭禪是「共識」，只要和自己不一樣就是缺乏「共識」。當每個人都要對方和自己一樣，大家都談「共識」的結果，乃是失去了「共識」！   近年來口頭禪變了，成了「內耗」。搞政治總是圍繞著一些沒有答案，似真亦假的問題兜圈子，於是人們就說這是「內耗」，耗來耗去，台灣搞不好就真的「內耗」掉了。至於誰該為「內耗」負責，這當然又成了一個你攻我防的「內耗」話題。 馬的政策用人 看不出方向   每一個社會，在某個特定時刻，都會出現類似的，圍繞著一兩個爭執點而糾纏不休，有了糾纏就必然出現政治性的「 口水過多症 」（Hypersalivation）。如果一個社會口水過多，這時候再來指責誰該為此負責，其實就成了一個倒果為因的話題。因為政治「口水過多症」乃是果而非因，它通常都是社會失去方向後的併發症。今天台灣在政治口水裡「內耗」，與其指責誰在「內耗」，倒不如追究誰該為社會的失去方向負責！   台灣在扁時代失去了方向，於是而有二○○八年的政權再輪替。二○○八大選得票差距高達六四之比，從某個角度來看，等於台灣百姓對新方向的盼望是多麼的殷切。但可惜的是，被人們寄予如此盼望的馬總統，從他就任之日起，無論用人及政策就看不出任何方向感，搞了快兩年，年度的關鍵字還是那個「盼」，這個字所透露的不是莫大的嘲諷與譴責又是什麼？而更糟糕的，乃是由於失去方向感而造成的不滿，經過「三合一」選舉，整個社會已由「六四比」，變成了「五五比」。近代美國學者早已提出了一個所謂「五十對五十社會」（50-50 society）的概念，意思是說是一個對立分歧嚴重的社會，如果演變到五十對五十的局面，分歧的程度只會有增無已，再也無法交集。今天台灣的危機日益深重，已印證了「五十對五十社會」的凶險。展望未來，人們在無方向的焦慮下，必然大家爭著吵方向，愈吵也愈無方向！ 凡事推給民意 幹嘛要總統   最近，台灣大家都在為「內耗」找替罪羊，由於當今的權力在藍軍這一邊，於是媒體都傾向於把「內耗」的責任推給了綠營，這是種極不公道的態度。因為大家都疏忽了一個根本的前提： 那就是有權力的人也有責任帶給人們方向感，當社會有替人民造福的方向感，社會的分歧就會往那個方向集中 ，「口水過多症」就會改善。如果有權力的人還是把方向的決定權推給「民意」，這種有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