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
● 讀者文摘 潘少權 撰 轉載自:全球華文行銷資料庫
于丹的《論語心得》出了英文版。她以老嫗能解的語言講孔子學說,又以孔子學說教西方人認識中國文化,但她最喜歡的卻是莊子。
于丹說:「我喜歡道家,因為道家講與天地精神往來,尊崇自由。儒家比較入世,要承擔責任。」
林語堂說,每一個中國人社會人格上都是儒家,自然人格上則是道家。于丹則認為:「其實人人都有雙重人格。工作時,要循規蹈矩,會『儒家』一點;但如果去遊山玩水,頤養身心,體會宇宙自然的永恒,那時就是『道家』。所以儒道兼濟是人生必然的事。」
于丹說自己生性不羈,大學時讀文學,喜歡詩詞,一讀《莊子》就非常喜歡,為《逍遙遊》等勾勒出的大境界心折。
「莊子說,一棵樹,長成一圍兩圍,可作拴牲口的樁子;長成三圍四圍,可作房子的棟樑;長成五圍六圍,可作棺材板,都有用處。如果樹圍之大,要二十人才可以合抱,那麼樹就『沒用』了,而沒用正是大用:長得那麽大,就是神木,沒有人能夠砍伐。」她說,這就是道家「無為而無不為」的精神。
于丹特別喜歡自由自在,二十來歲就遊心於無垠的道家天地。做研究生時,她外號「大公子」,經常穿着破牛仔褲徜徉遠山近水,沒有人把她當女生。
「我受儒家影響也深,熱愛詩歌,特別喜歡李白,但也喜歡杜甫。讀李白詩,經常會熱淚盈眶。李白那種天真,那種豪邁,對光明以及自由的那種追求,令我感動。杜甫那種憂患意識,那種勇於承擔責任的精神,那種擔當,那種烈士情懷,也令我感動。」
中國人講天地人合一,其實是以儒家為大地,以道家為天空,要在大地上承擔責任,實現自我,然後神遊天上,自由生活,超越自我。于丹認為人是要先實現,再超越。實現時,須融進羣體,不能不遷就別人,承擔責任;超越時,精神卻還是自由飛揚。
「人只做儒家,沒有道家,固然品格崇高,但有點可悲,因為責任太重。人只做道家,沒有儒家,固然生活瀟灑,但有點可恥,因為有責任卻不願承擔。儒家經常用一個詞,叫忍辱負重,但我喜歡的態度是舉重若輕,那就是用道家的態度來做儒家的事。我希望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。人不入世、不承擔責任,那是逃避,當然不對;但如果以入世之心,做入世之事,就容易流於斤斤計較。」
于丹說她要做的,是文化普及。五四運動以來,中國人就在顛覆中國的傳統思想,到文化大革命最為劇烈。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化思想,從來沒有在一個世紀內經歷那麽嚴重的衝擊。
「今天,我們的生活坐標在哪裏?人必須追尋心靈價值。我做的事,是用最簡單的大眾傳播策略,宣揚合乎時宜的古典智慧,喚醒人心。既然這是大眾需要,就必須去做,這是責任。但我不會因為履行責任而失去自我。我的精神境界在道家。」
她說道:「我像一支手機,道家給我充電:充電時可以關機,可以是在夜裏;儒家是放電的,白天打電話、通簡訊,就釋放了。」
由一個女人來解釋儒家經典,似乎對兩千多年的儒學開了個大玩笑。于丹對這看法有點不以為然:「我只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儒家。男人做學問太嚴肅,喜歡以研究態度從事學理分析,逐字逐句考證。女人看世界,一切發乎心。我愛詩歌,愛孩子,愛春天的花、冬天的雪,愛夜空的朗月、溪水上的陽光,愛周圍一切美好的事物,比如咖啡、美酒、時裝。我當然也可以愛孔子。這是很女人的思維。」
她強調:「我不是教授孔子學說,我是教傳播的,在電視上講孔子,只是業餘愛好。由於我是女人,不是穿長衫馬褂的老先生,可能給人另一種感受。和做儒家研究的人比較,我無疑很淺顯,但我以真誠讀書,讀出一種很女人的心得。」
一九八○年代,于丹在大學讀的是沙特、海德格爾、康德、黑格爾等的哲學思想,從近代哲學一直讀到古典哲學,接受的都是西方學說,又熱愛搖滾。眼界打開後,她卻找到中國人安身立命的一種方式,實行中西融合。
「中國經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開放、九十年代拜金的迷惑,到了這個世紀,我們要用老祖宗的道理解釋中國人的文化基因。大眾傳媒的力量是空前的。我二十歲上碩士班,讀先秦文學諸子百家;三十歲上博士班,學大眾傳媒。很多人說我學了毫不相干的學科,但我四十歲時,就用大眾傳媒講先秦文學。」
二十歲時,于丹要找的是安身立命的文化依據,而這依據必須是牢固的;三十歲時,她覺得獨自陶醉書齋裏,不為社會做事,好像很可恥,而新聞事業正逐漸從代言變成監察角色,有守望社會安危的預警責任,於是于丹選擇了傳媒,並以意想不到的形式解釋中國人的文化基因。
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之中,于丹最喜歡林語堂。「他活得特別精彩。一個人要有大器量,就不要拒絕矛盾;衝突多一點,人生的天地會寬闊一點。」于丹指出,林語堂是從漳州龍溪縣悞仔村走出來的孩子,父親是牧師,所以從小信奉基督。他在漳州讀中學,然後往上海讀聖約翰大學,然後就不信基督了。他父親很痛心,但林語堂說:我和天地自然之間不再需要第三者了。
「我非常喜歡他的《蘇東坡傳》開頭第一句,他寫說:『我寫《蘇東坡傳》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,只是以此為樂而已。』林語堂學貫中西,對中國人的心靈了解甚深。他曾言:『恨世而不恨人,恨人是無能的表現。』這個結論透着自豪。若不是大有能耐,你不可能悲天憫人,對任何人都沒有仇恨、怨懟。」
于丹說,她有一年在台北,中午烈日下,她站在林語堂墓碑前,失聲痛哭,當時有為二十世紀知識分子守靈的感覺。周圍的人遠遠看着她。林語堂的墓碑,是錢穆寫的,兩人約定誰先走,後一個人要為他送別。林語堂的墓靜靜立在他書房的後院裏。死後有朋友相送,林語堂應該安息。
「我哭的時候,想起老舍、曹禺、郭沫若。這些人去世時,在精神世界中,誰來相送?」
中國二十世紀可算是新諸子時代,這個時代知識分子思想的璀璨,其實不亞於先秦。看到錢穆寫的墓碑,于丹心裏感到溫暖。
林語堂說:世界上每一個精神自由的人,都是一個歷險者。他從無處來,不知道將來會到哪裏去。流浪也是一種歸宿。選擇放逐,表露的是自信。
「從孔子到林語堂,都是我的朋友,離我不遠。他們也都可以是你的座上嘉賓,用他們的精神默默成全你的生命。
「我走到泰山頂上,會想起李白說:『登高壯觀天地間,大江茫茫去不還。黃雲萬里動風色,白波九道流雪山。』春回大地的時候,我會想到杜甫說:『花近高樓傷客心,萬方多難此登臨。錦江春色來天地,玉壘浮雲變古今。』秋風起的時候,又會想到杜甫說:『搖落深知宋玉悲,風流儒雅亦吾師。悵望千秋一灑淚,蕭條異代不同時。』夜闌人靜的時候,我也可能突然想起李商隱說:『來是空言去絕蹤,月斜樓上五更鐘。夢為遠別啼難喚,書被催成墨未濃。』這一切都是我人生的一部分。」
于丹說以享受的心情去看文化,也希望把中國文化傳遞給大眾,滋養大眾心靈,加強大眾的精神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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